Craig Venter将围绕基因专利的伦理学问题评价为“主要是欧洲媒体讨论的问题”，显得似乎不大想在欧洲结交些新朋友，与他相反David Bentley则持强硬的态度，认为“人类遗传信息的大部分或者说全部都不应该获得专利。”

出现在最新一期Drug Discovery Today上的采访显示出他们二人截然相反的观点，形成了对上周五公布的美国有关基因专利的新规定的一个有趣回应。

Craig Venter在1998年建立了塞莱拉基因组公司，并且多年来已知是个引起争议的人物（时代杂志曾经赋予他“科学坏小子”的称号）。他的测序方法一直被英国媒体描述为“快的但肮脏的”，通过特许和专利谋取利益。

直到去年十月，Sanger中心一直在John Sulston的领导下。Sulston为了重新回到实验室而辞去了在Sanger中心的职位。接班人Allan Bradley保证继续执行Sulston的领导方针，特别是强调公开的需要。就在Bradley就要走马上任的时候，Sanger在该中心会见了人类基因组的负责人Bentley。

就象公众已经知道的一样，这些人和他们的组织在基因专利方面的观点截然不同，反映了大西洋彼岸的差异和工业与学术之间的差异。

当被问及是否他认为基因专利是符合伦理学的时，Venter回答说：“这是美国宪法中受专利保护的一部分。我根本不认为存在什么伦理学问题。”他解释说：“当人们，尤其是欧洲人，认为专利是基因的所有权时，情况出现了混淆。”

对于同一个问题，Bentley说他本人并不反对专利的过程，但是反对“专利保护可以被用来进行选择。”他继续说，尽管专利可以提供信息的免费获取，但是“提供的专利保护可以给某些团体选择的特权。”他建议道：“如果为了让每个基因被自由获取而被赋予专利，我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象那些在学术性研究所而不是产业化研究所工作的科学家们可能希望的一样，Bentley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当被问及他希望在他任期结束之前愿意获得什么时，他回答说，他“关心教育和技术及信息的传播。”在回答同样问题时，Venter说：“发明某些全新的方法可以极大地促进世界上的发现性研究的进展。”

令人高兴的是，两个人都害怕公众错误地使用和理解遗传信息。Venter说：“我害怕公众会相信每件事都存在其自身的遗传基础。”从而可能导致个人责任的丧失。“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被基因所事先决定了。”他总结说“科学必须帮助教育人们。”Bentley同意这一观点，说他愿意“遗传学知识以现实的和信息化方式传播给大众，从而可以实现人类基因组的最大潜能。”

——摘译自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