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东鲁西南一个叫五里墩的村庄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因为这里诞生了中国自主完成的克隆牛。 

媒体说 

新华社的报道说，这一行动的来源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项目家畜体细胞无性繁殖研究，项目的首席专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大元称，这次克隆牛行动非同小可，实现了成年体细胞克隆牛“零”的突破，代表了中国动物克隆技术的最高水平。这次克隆牛完全是在中国国内完成的成年体细胞的克隆牛，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造”。 

另外一位参与者马世援教授说，克隆牛的实验成功将对畜牧业特别是肉牛和乳牛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目前中国改良牲畜品种速度太慢。 

《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参与研发的）归一集团董事长王银香表示，明年他们将继续大规模克隆牛，搞产业化，估计３至５年，克隆技术就会走入市场，开始大规模应用。 

三点疑问 

尽管难免有同行相轻之嫌，记者了解到，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圈内人对此事很不以为然，因为一个科技事件是否具有重大新闻价值，取决于它本身的科学原创性或技术可行性，而不是媒体的炒作。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质疑： 

其一为“是否属原创性科学成果值得推敲”。科学上的发现和进展永远都讲首创性，重复和第二并无太大的价值，至少没有大书特书的资本；再退一步说，如果它是原创性成果，正常的信息发布渠道也应该是通过学术论文或学术会议的形式，先取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后，才向公众公布；而不是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媒体来哗众取宠。如果此事早于１９９７年多利横空出世，则又另当别论了。 

其二为“技术的可行性”。这里我们无法确定其工作创新性如何，但至少会发现它是一在研项目，成熟性很值得推敲。而成熟性恰恰是技术走向应用的最基本要求，这与科学创新的评价完全不同。第一头克隆牛“委委”诞生几小时后就不幸夭折就是例证。一位从事动物育种的老专家明确指出：“克隆技术应用于动物繁殖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目前还没有真正走出实验室，陈大元等人应该肯定很清楚。不知道媒体上怎么报道的，仿佛我们这些从事传统育种的走到了穷途末路！” 

即使到目前为止，克隆技术的可靠性尚未最终证实，其潜在的不确定性甚至危险性也未彻底排除。在这种情况下，有媒体断言克隆技术产业化的到来，显然过于草率，不知当它真正创造出巨大社会价值时，用何种词语来评价？在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的今天，一项技术有无前景，需要的是市场的认可和社会功能的实现，而不是所说的如何如何的“中国造”。 

其三为“克隆是发展奶牛业不可替代的手段么？”１９９９年，美籍华裔学者杨向中成功地克隆出了小牛“艾米”。这位旅居海外的华人应该说对这项技术很有发言权。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新出版的《中国科学基金》杂志中，他发表了“应用胚胎生物技术，加快中国奶牛产业发展”的文章。在文中，这位克隆牛先驱将“用体外胚胎生产技术（就是通常所说的试管婴儿）大批量生产高品质的生产群奶牛”列为其建议的首位，并没有将克隆技术列为首位。 

诚然，我国奶牛的牛奶平均年产量要比畜牧业发达的国家低很多，把我国的奶牛都培育成高产奶牛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但问题是，发展中国奶业必须要如此“先进”的手段么？入世了，国外奶业巨头会留给我们很多时间使这种技术熟化么？ 

克隆秀？ 

早在１９７３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的科学家就用肾脏细胞克隆出了鱼。遗憾的是，中国这项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直到１９９７年克隆羊多利横空出世，由于新闻界的介入，克隆风暴席卷全球，克隆概念也被克隆到社会生活中。 

在科学家的努力下，克隆技术一步步深入，牛、鼠、猴、猪相继被克隆出来。但应该注意，这些研究都集中在学术研究层面。由于技术未成熟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哪个公司将克隆技术应用于生产获得成功的例子。作为中国老百姓，如果能率先享受到克隆带给人类的巨大利益，那当然是大家所期盼的。 

近年来，有关克隆的各种信息充斥着人们的视觉。在北京图书馆阅览室里，一位退休的老教师看到有关山东曹县克隆牛的报道后，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一会儿克隆出羊，一会儿克隆出兔子、老鼠，今天又突然克隆起牛来；以前说是世界首次、打破常规，今天又说要进行中国土生土长的克隆。平时老谈时装秀、明星秀什么的，看来要加上一个克隆秀了，他们尽管说吧，反正我们老百姓只有跟着跑的份了！”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