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6日，由杭州华大基因研发中心与浙江大学联合创办，以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冷泉港实验室负责人詹姆斯·沃森先生名字命名的“沃森基因组科学研究院”，在浙江大学成立。詹姆斯·沃森先生在外界看来是一位很高傲的科学家，而华大基因研发中心能够得到詹姆斯·沃森先生的首肯并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研究院，詹姆斯·沃森先生说是因为他很欣赏中国华大基因中心的那个小个子主任——杨焕明先生。杨焕明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主任。他由于代表中国争得人类基因组工程的1%份额而名扬海内外。不久前，本刊记者在北京基因研究中心总部专访了杨焕明。

　　《科技中国》：目前，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大量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被推向市场。转基因食品的问世与发展，将给人类生活带来不可思议的变化：牛肉味的土豆，治病用的牛奶……不久的某一天，人们甚至只需吃一个转基因西红柿就可以完成预防接种过程，吃一份转基因蔬菜即可获得充足的各种维生素。"转基因"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地大步迈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对于它的安全性，专家们的意见似乎也是莫衷一是，你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杨焕明：国际上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始于1998年的“普斯泰事件”。这年秋天，苏格兰罗维特研究所的科学家普斯泰在电视台宣称：他用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马铃薯饲喂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此事迅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人们开始纷纷质疑转基因。但是英国皇家协会最后从六个方面证明了他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大鼠出现的症状被证明与转基因马铃薯无关。

　　国际转基因作物争论的实质并不纯粹是科学问题，而是经济和贸易问题。现在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已经成了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由于某些媒体的炒作，对消费者的心理和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但需要说明白的是，通过非自然方法导入的外源基因，可能会影响被改造生物中以前可能不表达的基因，但这个可以通过安全性评价进行控制，食品安全性评价有两个现已为国际上广泛接受与采用的原则：一是实质等同原则，即评价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目的，不是要了解该食品的绝对安全性，而是评价它与非转基因的同类食品比较的相对安全性，若某一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具实质等同性，则认为是安全的；二是个案分析原则。转基因农作物在全球大面积种植已有9年之久，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群超过10多亿之众，至今还没有关于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任何证据。

　　转基因食品有可能会使一小部分人过敏，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只要对人体的有害性降到可忽略的程度，即可认为是安全的。如果一个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肯定的，坏处只是一个设想或不肯定的，那我们就不能停止这个科学的脚步。

　　《科技中国》：你曾讲过，“我们千万不要想扮演上帝的角色！”呼吁社会要监督科学家要做的工作。这似乎与你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有些矛盾之处，你如何解释你的这个说法？

　　杨焕明：所谓转基因技术就是外源基因通过切割和拼接这样的外科手术整合到动植物基因组中去。而这种外源基因的加入，可以使生物体获得新的性状和物质，以此改变生物的遗传特性。人类运用转基因技术，可以按人类的需求来量身定做食物。但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加入的基因都是“上帝”创造的。这里的“上帝”是指自然界，人类还没有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基因。所有转基因技术中运用的基因都是自然界原有的。

　　然而，当人类把转基因技术作为征服自然的伟大成就时，同时也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基因污染。所谓“基因污染”是指人工组合的基因通过转基因作物或家养动物扩散到其它栽培作物或自然界野生物种并成为后者基因的一部分的情况。由于几乎所有的农作物在其分布区都存在有性繁殖相容性（可交配）的野生种和近缘种，在它们之间发生基因漂散是可能的。基因漂散的结果可能使某些野生物种以转基因的方式获得新的性状，如耐寒、抗病或速生等，因此可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如，野生植物获得了某些抗性基因，其后果已经造成所谓“超级杂草”的出现，这样就会对其他物种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又去找另一抗基因来遏制这种“超级杂草”的生长。因此，在进行转基因时，一定要额外小心基因的外漏。

　　任何技术都是双刃剑，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应用得好，可以造福人类，反之，就会带来问题。这就是我常说的 “菜刀理论”，就是说，菜刀本来是用来切菜的，但也可以是一种凶器，但大家都知道它不应该作凶器，因此很少有人用它来作为凶器。我呼吁科学家不要想扮演上帝的角色，也就是说大家都要形成正当使用一种工具的共识，而不应该滥用。

　　人类对新事物的认识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加深的。大多数科学家都赞同对生物技术谨慎研究发展的观点。当然，政府也不可放任自流，必须在可认知的安全前提下对生物技术进行严格管理。

　　《科技中国》：有专家指出，互联网只是对人类的信息沟通带来了巨大的革命，而基因领域的革命则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命运。比尔.盖茨甚至预言道：超过自己的下一个世界首富必将出自生物技术领域。依你看来，中国能否应对这次生物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呢？ 　

　　杨焕明：据了解，国家对生命技术产业正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经过20多年努力之后，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完整的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体系，生物经济初见端倪。我国发展生物技术具有制度、资源、人才（华人）和潜在市场四大优势。

　　中国目前拥有国家、部门和地方政府资助的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近200个，技术和产品研发人员２万多人，许多大学设有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的专业。中国涉及现代生物技术的企业约500家，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并以每年增加近100家公司的速度增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已建立了20多个生物技术园区。

　　中国近年来在农业高新技术方面特别是生物技术领域已获得一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一些农业高新技术成果先后在水稻、玉米、油菜、棉花杂种优势利用、组织培养、转基因蔬菜、棉花、家畜胚胎工程、克隆牛羊、转基因猪、重大畜禽疫苗、种苗脱毒快繁技术等领域获得成功，其中，一批成熟技术已在产业化方面开始起步。　

　　中国丰富的生物资源无疑为中国发展生物经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拥有动植物、微生物约26万种，是世界生物资源、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收集与重大疾病相关的中国人家系3000多个，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32万份，建立了全球保有量最大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

　　同时，中国有13亿人吃饭，近５亿人吃保健食品，约1.3亿人吃药，20亿亩耕地需要新的农作物品种，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产品消费市场之一，

　　但客观上讲，由于历史、经济和科技基础等方面的原因，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生物技术实验室技术差距不大，但产业化水平差距较大，当世界有20多种畅销生物药时，我们能生产10种，而现在世界上有140多种时我们也只能生产20多种。主要原因是资金匮乏制约了我国生物制药企业的发展，政府的扶持引导资金少；没有风险基金；与国外企业为创新主体不同，我国基本上还是以科研院所为主，资金底子很薄。

　　但我国生物技术与产业已经开始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从实验室探索到产业化的转变，从单项技术突破到整体协调发展的转变。我国已经确定了未来5-10年生物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那就是基础生物学、医药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术、环境生物技术、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等。中国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空前挑战。只要我们克服困难，政策得当，中国完全有可能走在世界生物技术发展的前列。

　　生物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十分重要，生命科学虽然是基础科学，但影响更多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举例来说，科学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研制出了SARS疫苗，这主要是依赖于生物技术的发展，这种研制速度在一百年前是无法想像的。如果SARS发生在那个时代，对人类而言，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杨焕明：生物学家，基因组研究专家，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1998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心主任，1999年与其他科学家共同创建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BGI）并出任主任，现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