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古稀的吴瑞先生，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华人中最有影响和声望的著名生物学家。改革开放初期，他向美国百所一流大学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并说服他们接受中国留学生，最终促成了CUSBEA（中美生物学交流计划）项目，也就是常说的“吴瑞项目”的实施。这一项目自1981年连续8年共派出425人，如今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顶尖专家。 

　　许田，复旦大学毕业后，于1982年去美国。现为耶鲁大学教授，遗传学系副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 

　　王晓东，今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从河南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85年通过“吴瑞项目”赴美留学，现为西南医学中心教授，去年被聘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 

　　在2004年全球华人生物科学家大会期间，三位华人生命科学家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国内科技界如何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创设优良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问：全世界都在争夺人才，中国靠什么吸引海外优秀人才？ 

　　答：科研与体育有很多相似之处，竞争性都非常激烈。体育比赛除了金牌，还有银牌和铜牌，而在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中，第一个做出来叫发现，第二个只能叫跟踪了。在这种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发达国家对人才的竞争是不遗余力的。 

　　现在国内常讲要用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最重要的是事业留人。一般科学家对个人生活的待遇要求不是很高，但是事业是能够凝聚人心的。现在中国非常重视吸引世界一流人才，这是明智的。一个球队有一个灵魂人物，就可以使球队的水平提高一大截，而且能把别人的水平也带起来。同样，一个顶尖的人才能够吸引一批人，组织一批人，带动一批人。 



　　问：在科研中，做“领队”与做“队员”有什么不同？ 

　　答：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体育比赛中，一个教练，至少应该懂得技术细节，如果不懂就当不了教练，最好去当观众。作为一个科研带头人或说项目负责人，或者当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你如果在科研方面不能够专注到细节，你是带不了人，当不了领队的。所以，做一个科研上的领队，一定要注重细节。 



　　问：建立怎样的评价机制，才能促进人才成长？ 

　　答：人才的成长，也要一个有压力的环境。我们了解美国的一个研究所，它有350个实验室，实验室的研究经费和个人待遇在美国是领先的，但是这里每5年要搞一次评估，评估非常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在过去一轮评估中，约有20％的人被刷下来，里面有许多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就是一个严格而公正的评价机制，它就是看你做出成果没有，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问：有压力是否与宽松的环境相矛盾？ 

　　答：我们常说要给科学家创造一个宽松的、良好的环境，这指的是你有条件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在一个竞争机制好的环境中，并不意味着有了足够的资源，你可以过得很舒服。反过来，资源越多，你的压力越大。因为做不好工作，做不出成果，你将无权使用良好的条件，被淘汰出局。 



　　问：建立一个公平的科研环境，还包括哪些方面？ 

　　答：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公平地争取经费的机制。现在国内存在的问题是，有的钱应该给工作做得很好的人，却给得不够，而一些不该拿到钱的人却拿到了，这就是经费的分配制度有问题。同时，争取经费要去跑各种各样的关系，这样会跑关系的人即使不是一流科学家也能拿到很多钱，而真正埋头做研究、有成果的人则拿不到足够的经费。这就不是一个激励产生一流科学家的机制。搞科学研究，你花100％的精力都可能做不好，现在还要花很多精力去搞关系，怎么出一流人才和一流成果呢？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上是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做得好就多给钱。 



　　问：在国外和国内兼职，新成果出来，你会选择在哪里发布？ 

　　答：成果是知识产权，国际上有非常清楚的办法，根据某个地方投入的多少，分享知识产权。我们的科研成果通常在科学杂志上通过同行评审，然后向全世界发表。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在中国本地申请知识产权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做法是，这边的工作和美国的工作分开，这边完成的工作在这边申请专利，现在已经以复旦大学的名义出面申请了两项专利。如果是合作的，要尊重合作的过程，因为合作做出了成果，比不合作要好得多，创造成果对全人类都有用。出成果需要很多实验要合作，才能获得最快最好的结果。将来成果的分享要按国际惯例进行，不要害怕这样那样的关系。现在科学上合作越来越多，合作是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