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在《自然生态与演化》杂志（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上的一篇论文指出，确保农作物和木材生产的可持续性是减缓陆生野生动物种群下降最为重要的途径，可以降低两栖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40%的总体灭绝风险。这一结果使用了一种新的度量标准，首次允许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评估他们对遏制全球物种丧失的潜在贡献，并且可以用于量化国家、地区、部门或特定机构的生物多样性目标。这项工作由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牵头建立的“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2020年后工作组”组织，与世界上21个国家54个机构的科学家合作完成。

“无法衡量保护行动的贡献是多年来阻碍企业、政府和其他各方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主要障碍”，IUCN总干事Bruno Oberle博士说，“通过量化保护贡献，新的STAR指数可以围绕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共同目标，把所有参与者聚集在一起。我们需要采取协调的全球行动来保护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我们自身的安全和福祉。”

该文章开发“物种威胁缓解与恢复”STAR（Species Threat Abatement and Restoration）指数，并应用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全面评估的三个动物类群，分别为两栖类、鸟类和哺乳类。研究发现，消除农作物生产对野生动物的威胁将使这些物种的全球灭绝风险降低24%。该论文同时指出，如果全球范围内停止不可持续的砍伐将使全球物种灭绝风险减少16%，而控制外来入侵种将使物种灭绝风险进一步减少10%。STAR还可以用来计算采取栖息地恢复行动的益处。该论文指出，通过全面恢复受威胁物种的栖息地，全球的物种灭绝风险可能会降低56%。

针对更多的物种，特别是受威胁最为严重的物种的保护和恢复行动会产生更高的STAR评分。研究结果表明，保护“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key biodiversity areas, KBAs）——仅覆盖9%的陆地表面——可以降低近一半（47%）的全球物种灭绝风险。尽管每个国家都为全球STAR评分做出了贡献，但保护5个物种多样性大国可以减少近三分之一（31%）的全球物种灭绝风险，其中，仅印度尼西亚就可能贡献7%。

“全球正处于生物多样性危机之中，资源有限，但我们的研究表明，灭绝风险集中在相对较小的区域，那里有大量的受威胁程度高的物种。STAR方法让我们能够持续衡量在哪里以及如何保护和恢复能够产生最大的效益”，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纽卡斯尔大学的Louise Mair说，“与此同时，我们的分析显示，对物种的威胁无处不在，所有国家都必须无一例外地采取行动来阻止地球上生命的丧失。”

为了展示个体机构如何使用这个指数，作者将STAR应用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中部的一个8.8万公顷的商业橡胶项目。项目地的生物多样性威胁主要来自农作物生产、伐木和狩猎。通过采取行动减少在特许经营区内的以上威胁，该公司可以使苏门答腊岛的物种灭绝风险减少0.2%，由此使印尼的物种灭绝风险减少0.04%，全球减少0.003%。降低的风险部分来自于对该地区的老虎（Panthera tigris; Endangered）、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Endangered）和叶鼻蝠（Hipposideros orbiculus, Vulnerable, 只在此地区发现）种群的保护。STAR可以实现的两个目标：衡量对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贡献和评估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均可以纳入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

STAR指数将及时的为2021年与自然相关的主要国际谈判提供信息。其中包括9月即将在法国马赛召开的IUCN世界保护大会，以及随后将在中国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寻求改善生物多样性总体状况的行动”，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Elizabeth Maruma Mrema说，“STAR提供了在特定区域内减少威胁对减少物种整体灭绝风险的贡献的定量化评估方法，以此将拟采取的行动与实现公约中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