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们首次证明，在全球范围内，抗生素消费与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

发表在《柳叶刀行星健康》杂志上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动物身上使用抗生素与人类的抗生素耐药性有关，而在人类身上使用抗生素与动物的抗生素耐药性有关。

这项研究强调迫切需要一项综合的、跨领域的战略来应对抗生素耐药性的蔓延，重点是社会发展、减贫和对抗生素的使用实施更严格的规则。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SHTM)传染病流行病学的第一作者兼副研究员Kasim列奥说:“抗生素耐药性是一个‘邪恶的问题’，因为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攸关方网络中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优先事项。

“决策者和地方政府应该采纳一种强有力的、跨学科和物种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监测和控制方法，这种方法不局限于以人为本的观点，以改善地球健康。”

抗生素耐药性是全球健康的主要威胁，2019年耐药细菌造成127万人死亡。

不正确使用抗生素(包括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和抗真菌药物)是抗生素耐药性传播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对动物性食品和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错综复杂和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也具有重大影响。

在这项研究中，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包括来自LSHTM的研究人员)调查了2018年前后全球抗生素消费量与人类和食用动物抗菌素耐药性之间的联系。作者还考虑了社会经济、健康和环境风险因素的影响。

正如预测的那样，总的来说，动物中抗生素使用量的增加与食用动物中抗生素耐药性的增加有关，而人类抗生素使用量的增加则增加了人类抗生素耐药性的风险。

然而，这篇论文也独特地揭示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全球性双向关系。也就是说，动物大量使用抗生素与人类病原体抗生素耐药性风险增加有关(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关键优先事项)，而人类大量使用抗生素会增加动物抗生素耐药性风险。

尽管抗生素消费水平较低，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在亚洲(如孟加拉国、中国和印度)，在食用动物中抗生素耐药率最高，这表明抗生素消费可能是抗生素耐药在世界某些地区传播的次要风险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如收入不平等或不安全卫生习惯或心脏问题造成的死亡率，也增加了人类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发生率。

与以往的研究一致，这些发现强调，通常反映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与人类抗生素耐药性可能性的增加有关。作者认为，这进一步强调了在强调动物、人类和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的“同一个健康”背景下，强有力的治理和反腐败的重要性。

研究小组得出结论，仅减少抗生素消费不足以遏制抗生素耐药性的全球蔓延。相反，他们指出，需要以减少贫困和支持社会发展为重点的综合控制方法，以防止耐药性在人与动物之间传播。

他们还强调了加强监测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并确保对牲畜抗生素耐药性的监测反映对人类的监测。

LSHTM传染病和热带病学院高级作者兼教学项目联合主任Laith Yakob说:“我们的分析发现了人类和牲畜抗生素消费和耐药性的双向性，为减轻耐药性提供了新的机会。例如，它强调了针对单一“一个健康”组成部分采取干预措施但具有全系统影响的潜力。

“围绕这一耐药性的整体情况设计干预措施，对于解决迅速成为全球卫生最大威胁之一的问题至关重要。

“展望未来，我们建议各国就动物和人类抗生素的使用和处方制定更严格的政策和法规，并改善治理、透明度和问责制，特别是在疾病负担最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