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烟草烟雾暴露仍是威胁儿童健康的隐形杀手。当成年人点燃香烟时，飘散的烟雾不仅笼罩着吸烟者，更悄然侵入儿童的呼吸系统——他们的肺泡尚未发育完全，每分钟呼吸次数却是成人的两倍，这使得每立方厘米的烟雾都携带加倍伤害。科学证据显示，这种被动暴露会导致哮喘、中耳炎甚至婴儿猝死综合征，而令人震惊的是，土耳其46.1%的家庭存在儿童被动吸烟现象，全球比例也高达40%。更严峻的是，父母们往往低估风险：有人以为开窗能驱散烟雾，有人将阳台设为"吸烟区"却不知残留的尼古丁会通过玩具和衣物持续释放。这种认知与现实的鸿沟，正是土耳其Ondokuz Mayis大学团队开展本研究的核心动因。

为精准测量父母的风险感知，研究团队首次将Parental Perception of Exposure(PPE)量表土耳其化，这项创新工具通过19个条目评估四个维度：二手烟暴露、三手烟残留、户外暴露和时间感知。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在萨姆松省选取500名18岁以上家长（男女各半），通过家庭健康中心(FHC)进行面对面访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量表创新性引入8张情境图片，要求父母对儿童在吸烟场景中的暴露程度进行7级评分，这种方法突破了传统问卷的文字局限。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显示改良量表具有优异信效度：Cronbach's α达0.937，KMO检验值0.90，四个因子累计解释方差68.3%。数据分析揭示三个关键发现：首先，整体PPE均分4.9±1.2（满分7），其中女性(5.17 vs 男性4.73)、医疗从业者(5.41 vs 非医疗5.09)和大学学历者(5.30 vs 中学4.90)得分显著更高(p<0.05)。其次，44%家庭存在室内吸烟，但仅21.2%父母承认儿童暴露，这种认知偏差在吸烟父亲群体尤为突出。第三，实施严格禁烟规则的家庭展现更高风险意识——禁烟汽车内PPE得分达5.10，显著高于允许吸烟的4.55(p<0.001)。

讨论部分尖锐指出三个政策盲点：现行MPOWER政策未覆盖私人空间，导致家庭和汽车成为暴露重灾区；文化因素（如"待客吸烟"习俗）阻碍禁烟规则执行；医疗工作者认知优势提示专业教育的重要性。作者建议采取三级干预：个体层面开发图文版风险警示工具，社区层面培训家庭医生进行认知干预，政策层面立法扩展禁烟场所至儿童游乐区。这项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验证首个土耳其版PPE量表，更通过量化认知差距为精准控烟提供靶点——正如作者强调："改变行为的前提是改变风险感知"。

方法学上，研究亮点体现在三方面：采用Davis技术进行文化适应，确保量表的本土适用性；通过Bartlett球形检验(χ²=8111.7,p<0.001)确认因子分析可行性；严格排除项目18/22/23以优化信度。样本代表性通过五级经济分层抽样保障，数据收集历时6个月(2022.11-2023.04)，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处理非正态分布数据。

结果部分按逻辑递进呈现：表1显示50%男性父亲为当前吸烟者，显著高于母亲的21.6%(p<0.001)，这种性别差异直接影响了家庭暴露模式。表2揭示教育水平与PPE得分呈正相关(r=0.13,p=0.004)，而表3则证明行为改变与认知提升的关联——拒绝餐厅吸烟区的父母得分高出0.45分(p=0.028)。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时间感知"维度得分最低(3.62±1.6)，反映父母严重低估烟雾残留的持久性。

结论部分提出"认知-行为-政策"联动模型：首先需要破除"短暂通风即安全"的误区，其次建议将THS警示纳入产前教育，最终目标是建立"儿童无烟区"认证制度。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以及医生访谈可能引发的应答偏倚。这些发现为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家庭场景的实施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我国正在推进的"无烟家庭"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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