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医疗卫生领域，多重耐药菌（MDROs）就像一群来势汹汹的 “超级细菌”，正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它们引发的感染不仅会让患者病情加重、住院时间延长，还会大幅增加医疗成本，甚至导致死亡率上升。想象一下，医院本应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却因为这些耐药菌的存在，让患者面临更大的风险，这是多么令人担忧的事情。

而且，随着患者在医院之间的转诊以及国际旅行的日益频繁，这些 “超级细菌” 就像搭上了顺风车，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和地区之间四处传播，引发了多次疫情爆发。尤其是在欧洲，近 40% 的人口居住在边境地区，荷兰 - 德国边境地区人员往来更是频繁，这无疑为 MDROs 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产超广谱 β - 内酰胺酶肠杆菌科细菌（ESBL - E）、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和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CPE）列为高 / 关键优先级病原体。面对这些严峻的问题，各国纷纷制定感染预防与控制（IPC）指南，希望能遏制 MDROs 的传播。然而，不同国家的 IPC 指南却存在差异，这使得跨国就医的患者管理变得复杂起来。就好比不同地区的交通规则不一样，车辆在跨境行驶时就容易出现混乱。之前虽然有研究关注过荷兰和德国国家 IPC 指南的差异，但对于荷兰 - 德国北部跨境地区（Ems - Dollart 地区）的地方层面差异却研究不足。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来自德国奥尔登堡大学医学微生物学和病毒学研究所、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 Infection Control》期刊上，论文标题为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ithout borders: comparison of guidelines on multidrug - resistant organisms in the northern Dutch - German cross - border region”。这项研究通过对比荷兰和德国在 VRE 和多重耐药肠杆菌科细菌（MDR Enterobacterales）的 IPC 措施，发现两国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指南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研究呼吁跨境地区加强合作，以提高 MDROs 管理的有效性，保障患者的医疗安全，就像是在混乱的交通中建立统一的规则，让大家都能安全通行。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选取了荷兰 - 德国边境的 Ems - Dollart 地区进行研究。该地区人口众多，其中荷兰的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UMCG）和德国的奥尔登堡大学医院（KOL）被选作地方比较的对象。研究人员从德国医院卫生与感染预防委员会（KRINKO）提供的国家指南、荷兰感染预防协作指南（SRI）新发布的 MDRO 特定指南以及 UMCG 和 KOL 的地方指南中，提取了关于 VRE 和 MDR Enterobacterales 的筛查、采样、携带者管理、解除隔离要求、再入院管理和医护人员个人防护装备（PPE）推荐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来分析两国在 MDROs 防控方面的差异。

下面我们来看看具体的研究结果。

荷兰和德国医院的 IPC 实践组织结构差异明显。在德国，大学医院里 “医院卫生” 通常是一个独立的部门，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感染控制医生和护士负责 IPC 工作。不过，大部分医院的感染控制医生是外部顾问，感染控制护士则在医院医疗主任的领导下工作。而在荷兰，大多数医院将 IPC 工作融入医学微生物学部门，由临床微生物学家和感染预防专家共同合作管理，这些感染预防专家通常有着护理、实验室技术或医学科学背景，并完成了专门的 IPC 培训。此外，德国对 IPC 活动的人员和组织要求在全国是强制性的，根据医院病床数量和风险等级来确定人员配备；荷兰的专业协会则是根据医院入院人数给出相关建议。

两国大学医学中心的国家和地方 IPC 指南都为医院管理 MDROs 提供了参考，但地方指南在遵循国家建议的基础上，还会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一些特殊规定。

在 MDROs 的定义上，两国对 VRE 的定义基本一致，但在 MDR Enterobacterales 的定义上却大相径庭。荷兰指南明确了 ESBL - E、CPE 和 CRE，德国指南则使用 3MRGN（耐三类抗生素的革兰氏阴性菌）和 4MRGN（耐四类抗生素的革兰氏阴性菌）分类。比如，3MRGN 包括对哌拉西林、头孢噻肟 / 头孢他啶和环丙沙星耐药的菌株，涵盖了耐喹诺酮类的 ESBL - E 菌株；4MRGN 则表示对四类抗生素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以及 CPE / CRE。而且，德国指南除了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ICUs）和儿科病房外，并不强制要求检测和报告不携带环丙沙星耐药的 ESBL 产生菌。

在 VRE 管理方面，荷兰的指南比德国更为严格。德国指南将 VRE 筛查重点放在高风险病房的患者身上，而荷兰指南则根据患者的具体风险因素进行筛查，不区分高风险和普通病房。例如，荷兰 SRI - NL 和 UMCG 指南采用基于患者个体特征的 VRE 筛查算法，UMCG 还对重症监护、血液科和消化内科病房的所有患者进行常规筛查。

在采样方面，两国指南都以直肠拭子或粪便采样为主，同时也认可根据临床情况从尿液、伤口等部位采样。

对于 VRE 携带者的管理，两国都建议采取接触隔离措施，但荷兰的 UMCG 引入了 “接触加隔离” 的概念，对患者病房进行额外消毒，并且关闭房门。而德国的指南在隔离方面相对灵活，KRINKO - DE 建议 IPC 团队评估环境污染风险后再决定是否隔离患者，KOL 则只对特定高风险病房的患者采取隔离措施。

在解除隔离方面，KRINKO - DE 没有给出具体建议，KOL 建议至少连续三次阴性样本才能考虑解除隔离；荷兰的 SRI - NL 和 UMCG 则要求在最后一次阳性培养一年后，至少连续五次阴性结果才能解除隔离。

对于已知 VRE 携带者的再入院措施，各国指南也有所不同。KRINKO - DE 没有具体建议，SRI - NL 建议如果患者在过去一年检测呈阳性则进行接触隔离，KOL 根据患者风险群体来决定，UMCG 则根据一定时间内的阴性结果数量给出详细建议。

在医护人员防护方面，所有指南都建议接触 VRE 定植 / 感染患者时佩戴手套和隔离衣，KOL 还建议在密切接触时，如进行物理治疗时，穿戴外套和裤子。

德国的 KRINKO - DE 和 KOL 指南基于 3MRGN、4MRGN 给出建议，荷兰的 SRI - NL 和 UMCG 则侧重于 ESBL - E 和 CRE / CPE 的建议。

在筛查方面，KRINKO - DE 不建议对 3MRGN 进行常规筛查，只对有特定风险因素的 4MRGN 患者进行筛查；KOL 则对高风险的 3MRGN 和 4MRGN 患者都建议进行筛查。荷兰的 SRI - NL 主要针对来自国外的患者进行筛查，UMCG 除了国外患者，还对来自其他荷兰医院的患者有更严格的筛查规定，并且对难民、长期住院患者等特殊群体也有筛查建议。

对于携带者的管理，德国对 4MRGN 患者在所有病房都建议接触隔离，对 3MRGN 患者仅在高风险病房对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采取接触隔离措施；荷兰的 SRI - NL 和 UMCG 对 ESBL - E 患者都建议接触隔离，UMCG 对产 ESBL 的大肠杆菌还建议采用单岛护理，对 CPE / CRE 患者，SRI - NL 建议接触隔离，UMCG 建议接触加隔离。

在解除隔离方面，KOL 建议 3MRGN 和 4MRGN 患者至少三次阴性样本才能解除隔离，并在出院前每周进行监测；SRI - NL 建议 ESBL - E 患者在最后一次阳性培养三个月后，两次阴性结果可解除隔离，CRE / CPE 患者则是一年后；UMCG 基本遵循 SRI - NL 的规定，但对 ESBL 肺炎克雷伯菌和 CRE / CPE 一样，都要求在最后一次阳性培养一年后，两次阴性结果解除隔离。

对于已知 MDR Enterobacterales 携带者的再入院，SRI - NL 没有具体建议，UMCG 则根据最后一次阳性培养的时间和阴性结果数量来制定筛查 / 隔离规则。

在医护人员防护方面，两国指南都建议佩戴手套和长袖隔离衣，KOL 还根据不同场景对防护装备的使用进行了详细说明。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指出，这项研究揭示了荷兰和德国在 MDROs 管理的 IPC 指南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也同样明显。差异的产生可能与当地 MDROs 的流行病学、诊断方法、医院资源和医疗结构有关，还受到政治治理、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以 VRE 为例，荷兰指南更严格，德国指南相对宽松，这可能与两国 VRE 的流行情况不同有关。德国医院 VRE 患病率较高，部分原因可能是其筛查政策不够系统，导致传播难以控制；而荷兰由于 VRE 患病率低，所以采取了更全面的筛查和隔离策略。

在 MDR Enterobacterales 方面，两国对 ESBL - E 的定义和筛查建议差异很大。德国不单独分类和强制检测 ESBL - E，也不建议常规筛查，这与荷兰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关于 ESBL - E 筛查的有效性存在争议，但荷兰的筛查策略能更好地预防感染。对于 CRE / CPE，两国定义和防控措施较为一致，都致力于保持低患病率并控制其传播。

这些差异给跨境地区的患者管理带来了挑战，患者在两国之间转诊时，由于指南不一致，可能导致信息交流不畅和卫生防护措施不统一，增加了 MDROs 传播的风险。然而，如果跨境地区能够加强合作，调整相关协议，就能更有效地管理患者，促进信息交流，为跨境通知标准化奠定基础，共同对抗 MDROs 的传播。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荷兰和德国在 MDROs 防控方面的差异提供了重要依据，呼吁跨境地区携手合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调整 IPC 措施，学习彼此的优势，从而有效遏制 MDROs 的传播，保障全球患者的医疗安全。就像在一场全球性的战斗中，各国需要团结起来，制定统一的战略，才能战胜 MDROs 这个共同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