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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策略集群与大学生酒精问题的关联:一项为期两年的纵向研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Clusters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Concurrent and Long-term Alcohol Problems in University Student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5年03月17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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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拉德堡德大学团队针对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重度间歇性饮酒(HED)现象,通过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short)对439名荷兰高校学生进行潜在类别分析(LCA),发现情绪调节策略集群与酒精问题无显著关联,但识别出"低适应性-高非适应性调节"群体具有显著更高的压力感知。这项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的研究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新视角,提示应关注非适应性策略使用者的压力管理而非直接针对饮酒行为。
在当代高校环境中,酒精滥用已成为威胁学生健康的隐形杀手。每当夜幕降临,大学城周边的酒吧总是人头攒动,学生们举杯畅饮的场景司空见惯。这种被称为重度间歇性饮酒(HED)的行为模式,在荷兰被定义为女性单日饮用≥4杯、男性≥6杯且每周至少一次。数据显示,20-24岁群体中HED发生率高达17%,远超其他年龄段。这种狂欢背后隐藏着令人忧心的现实:学业滑坡、健康危机乃至酒精使用障碍(AUD)的风险正在年轻群体中悄然蔓延。
传统观点认为,情绪调节能力可能是影响学生饮酒行为的关键因素。当年轻人面临毕业、就业等人生转折时,压力剧增可能促使他们通过酒精来缓解情绪。理论上,善于运用积极重评等适应性策略的学生更能抵御压力诱发的饮酒冲动,而沉溺于灾难化思维等非适应性策略者则更容易陷入酒精依赖的恶性循环。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策略或临床患者,对普通大学生群体中多种策略的组合效应知之甚少。
荷兰拉德堡德大学的研究团队Milagros Rubio等学者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研究。他们追踪调查了439名具有HED史的荷兰高校学生(平均年龄22.5±1.8岁,66%女性),通过创新性地应用潜在类别分析(LCA)技术,首次揭示了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的群体特征及其与酒精问题的长期关联。这项研究特别选择在COVID-19疫情期间开展,当时荷兰正实施宵禁等严格管控措施,为观察特殊压力环境下学生的情绪调节模式提供了独特窗口。
研究团队采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简版(CERQ-short)评估了9类策略(含正性重评、灾难化等18个条目),通过潜在类别分析(LCA)识别出三个典型集群:"高适应性-中非适应性调节"(n=177)、"中适应性-低非适应性调节"(n=133)和"低适应性-高非适应性调节"(n=129)。令人意外的是,尽管第三类群体表现出最高的压力水平(PSS-10得分20.3±5.5),但两年追踪数据显示,不同集群学生在酒精问题量表(AUDIT-P)得分上并无显著差异(基线4.0±3.3,随访3.6±2.9)。这一发现颠覆了传统认知,暗示在高校环境中,社交规范等情境因素可能比个体情绪调节方式对饮酒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1) 采用CERQ-short问卷评估18项情绪调节策略;2) 运用潜在类别分析(LCA)识别策略使用模式;3) 通过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AUDIT)的子量表AUDIT-P评估酒精问题;4) 使用重复测量协方差分析(RM-ANCOVA)检验集群与酒精问题的关联;5) 对缺失数据采用多重插补处理。
研究结果部分:
情绪调节策略集群特征:
LCA分析揭示三个典型集群:第一类学生善用多种适应性策略(如计划重评),同时适度使用非适应性策略;第二类以中等频率使用适应性策略,几乎不用非适应性策略;第三类则高度依赖灾难化思维等非适应性策略,适应性策略使用最少。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类群体中女性占比显著更高(80.6%)。
集群与酒精问题的关联:
控制性别因素后,RM-ANCOVA显示各集群在基线(F=0.532,p=0.588)和两年随访时(F=1.141,p=0.286)的酒精问题均无显著差异。即使第三类群体压力感知显著更高(H=66.89,p<0.001),其饮酒问题并未相应增加。
探索性发现:
自我责备策略与酒精问题呈微弱正相关(r=0.11),而通常认为具有保护作用的正性重评等策略也出现反常关联。研究者推测这可能反映高校环境中饮酒行为更受社交动机而非情绪调节需求驱动。
这项历时两年的纵向研究得出了颠覆性结论:在高校学生群体中,情绪调节策略的组合模式与酒精问题缺乏显著关联,但特定集群(低适应性-高非适应性调节者)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这一发现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它提示针对学生饮酒问题的干预措施可能需要转换思路:与其聚焦情绪调节技能训练,不如着力改善易感群体的压力管理能力,同时通过改变校园饮酒文化来阻断社交因素对危险饮酒的助推作用。
研究同时指出若干值得深入探索的方向:情绪调节缺陷可能与多物质滥用而非单纯酒精问题关联更强;自我责备等特定策略的"毒性"效应需要专门验证;疫情期间的特殊数据是否反映长期规律也待后续研究确认。这些见解为理解青年危险饮酒行为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校园健康政策奠定了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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